
德国正在告别过去强调财政纪律和控制债务的政策路线,转而进入一个高支出、高举债和高军费的新阶段。
根据德国政府公布的2027年预算草案,联邦政府当年总支出预计达到5554亿欧元,其中仅国防支出就将达到1097亿欧元,比2026年增加约三分之一。由于政府支出远高于税收收入,常规预算中的新增借款将接近1190亿欧元。
如果再加上通过特别基金安排的债务融资,德国2027年实际新增债务预计将达到约2030亿欧元。这意味着,德国公共债务水平仍将快速上升。
截至7月6日,德国国家债务已达到2.78万亿欧元。按照政府预测,到2027年,德国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升至69.5%,高于欧元区规定的60%参考线。
德国财政政策发生转向,主要源于两方面压力:一是国防安全需求急剧增加,二是国内基础设施长期投资不足。
德国政府计划到2029年将国防支出逐步提高至GDP的3.5%,到2035年进一步达到北约提出的5%目标。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改变欧洲安全环境,德国必须迅速弥补过去30年来国防投入不足的问题。
在政府看来,仅依靠现有财政收入不可能完成这一目标。克林拜尔甚至形容,在不增加债务的情况下扩充军备,“就像没有火箭却想飞上月球”。
除了国防支出,德国还设立了规模高达5000亿欧元的基础设施和转型基金。这笔资金将在未来12年内使用,主要用于维修老化的桥梁、公路和铁路网络,同时支持德国实现气候中和目标。
长期以来,基础设施老化一直被视为德国经济竞争力下降的重要原因。政府希望通过大规模公共投资改善交通、能源和工业条件,从而带动私人投资并刺激经济增长。
不过,德国财政扩张也正在带来明显风险。
根据联邦政府的中期财政规划,到2030年,政府支出预计平均每年增长约5%,而税收收入年均增幅只有约3%。支出增长速度持续高于收入,意味着财政缺口可能进一步扩大。
债务增加还将推高利息负担。预计到2030年,德国政府年度利息支出可能达到800亿欧元。届时,几乎每5欧元税收收入中,就有1欧元需要用于偿还利息。
这将明显压缩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金、社会福利和发展援助等领域的支出空间。
德国政府计划通过开征塑料税和糖税,以及提高烟草税和酒类税来增加收入。克林拜尔还提出向高净值人群征收所谓的“超级富豪税”。
但这些新增收入相对于庞大的财政缺口而言仍然有限。政府已明确表示,削减开支不可避免。
除国防部外,德国各联邦部委都被要求缩减预算。2027年,各部委预算原则上将削减1%;到2028年,削减幅度将扩大至3%。
发展援助成为受影响较明显的领域之一。德国2027年发展援助预算计划再减少5亿欧元,降至95亿欧元。虽然德国政府强调,在美国减少国际发展融资后,德国仍是全球最大的援助国之一,但援助组织警告,预算削减可能影响人道主义项目和国际合作。
社会保障体系同样面临压力。德国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基金长期入不敷出,每年都需要联邦政府提供数十亿欧元补贴。由于财政空间收窄,政府准备削减部分补贴。
德国工会联合会批评称,政府正在利用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来完成财政调整,而军费却大幅增长,这构成了“巨大的失衡”。
气候政策资金也可能被重新调配。克林拜尔计划动用由欧盟碳排放交易收入支持的气候与转型基金,以缓解预算压力。这一做法受到环保组织和绿党的批评。反对者认为,用于能源转型和气候保护的资金不应被拿来填补一般预算缺口。
德国扩大财政支出的背景,是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现任政府于2025年5月上台时,曾承诺重振欧洲最大经济体,但德国经济至今仍未摆脱危机。
高能源价格、出口需求疲软、工业竞争力下降、基础设施老化以及国际局势动荡,都在拖累德国经济。克林拜尔还表示,国际冲突导致能源和贸易风险上升,使德国原本预期的经济复苏幅度减少了一半。
经济增长疲弱将进一步加重财政压力。一方面,税收收入可能低于预期;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增加经济刺激和社会保障支出。如果经济无法通过大规模投资重新恢复增长,新增债务最终可能只会转化为更高的利息和长期财政负担。
德国当前的财政选择,本质上是在安全、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之间重新分配资源。增加国防和基础设施投资,可能有助于提升长期竞争力和安全能力,但其代价是更高债务、更重税负以及其他公共支出受到挤压。
未来几年,德国财政政策成败的关键,不在于政府能够借多少钱,而在于这些资金能否真正转化为经济增长、工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改善。如果财政扩张无法带来足够回报,德国可能面临债务增加、税收上升和公共服务削减同时出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