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来越多来自以色列、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犹太人,正在申请德国国籍。对许多人来说,德国护照不再只是一本旅行证件,而是在动荡时代为自己和家人准备的一份保障。恐惧、现实考量、对未来安全的担忧,以及犹太人与德国关系的变化,正在共同推动这一趋势。
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国防军无条件投降,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结束。81年后的今天,一个看似矛盾却日益明显的现象正在出现:越来越多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开始向德国申请恢复或取得国籍。他们的祖辈曾被迫逃离德国,如今他们却在这个国家寻求法律安全、稳定身份,甚至为未来生活寻找新的可能。
事实上,许多申请人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前,就已经启动申请程序。但那场袭击以及随后中东局势的持续恶化,显著改变了不少人的申请动机。德国联邦内政部也承认,相关事件及其后续发展推动申请人数进一步上升。
数据显示,2021年共有2485名以色列公民在德国入籍,到2024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4275人。德国媒体《图片报》报道称,仅在柏林,2024年获得德国国籍的以色列公民就达到202人,约为几年前的三倍。与此同时,在德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恢复国籍申请数量也从2022年的734份增加到2025年的1771份。
这些申请主要依据两项法律规定。根据德国《基本法》第116条第2款,1933年至1945年期间被纳粹政权剥夺德国国籍的人,有权恢复国籍,这一权利也延伸至其后代。自2021年起,《国籍法》第15条也开始适用,覆盖那些因纳粹迫害而从未能取得德国国籍的人及其后代。这类申请没有时间限制,也不受特定代际限制。
37岁的以色列人埃利亚胡·拉富尔正是这一趋势中的亲历者。他出生于以色列布内布拉克,2020年搬到柏林,并最终在2023年8月获得德国护照。后来,他创办了Chafetz Chayim,一个帮助纳粹迫害犹太受害者后代申请德国国籍的服务机构。该机构的名称大意是“渴望生命的人”,主要协助申请人进行历史档案查询、法律咨询和行政手续办理。
拉富尔表示,近年来寻求帮助的人数持续增加。更明显的变化出现在2023年10月7日之后。过去,向他咨询的主要是世俗化、具有国际流动性的以色列人;如今,申请兴趣已经扩展到他过去很难想象的群体,包括来自耶路撒冷极端正统派犹太社区梅阿谢阿里姆的人。拉富尔说,在不确定时期,人们会变得不那么意识形态化,而更加务实。
这种变化也反映出代际差异。对老一代犹太人来说,大屠杀的记忆依然直接而沉重;但对年轻一代申请人而言,德国更多意味着未来安全、法律确定性和可能的归属感。拉富尔认为,对许多人来说,德国国籍不只是一份文件,而是一种创造稳定生活和未来选择的方式。
德国联邦政府犹太生活与反犹太主义斗争专员费利克斯·克莱因认为,来自以色列和美国的犹太人能够想象在德国生活并拥有未来,是对德国极大的信任。他说,德国《基本法》为恢复国籍建立了明确法律基础,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但他也强调,犹太人对德国国家的信任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必须每天重新赢得。
克莱因表示,德国必须持续保护犹太和以色列机构,坚决追究反犹犯罪,并在社会层面拒绝淡化反犹主义,无论它来自极右翼、极左翼、伊斯兰主义圈子,还是以所谓批评以色列的形式出现。换言之,德国要想维持这种信任,不仅需要法律承诺,也需要现实中的安全保障。
不过,对许多申请人而言,真正困难的并不一定是证明家族历史。拉富尔表示,很多历史材料可以通过阿罗尔森档案馆等机构找到,最大问题反而是申请流程缺乏透明度。德国联邦行政管理局强调,每份申请都会逐案审查,拉富尔也认为这有其必要性。但他指出,申请处理顺序常常让人难以理解,等待时间缺乏可预测性。有些案件提交近三年后仍毫无消息,而一些提交仅一年的案件却已经收到问询。
根据德国内政部数据,截至2026年4月1日,根据《基本法》第116条第2款提交的17689份申请仍在联邦行政管理局等待处理。德国内政部称,申请数量急剧增加是造成积压的主要原因,并表示正在努力减少积压。拉富尔认为,如果德国将恢复国籍视为历史责任的一部分,那么相关流程也应体现这种责任,变得更加清晰、高效和易于申请人理解。
这一趋势并不只限于以色列。美国犹太人的申请也在增加。自2024年夏季以来,美国公民在入籍德国时不再需要获得保留美国国籍的特别许可,这降低了申请门槛。与以色列申请人相比,美国申请人的动机往往不是对战争的直接恐惧,而是对美国政治发展方向的不安,以及对欧洲更开放政治体系的向往。
拉富尔说,越来越多来自美国的犹太申请人并不是单纯寻找带有情感价值的东西,他们更看重稳定、安全和法律确定性。不过,目前几乎无法判断有多少申请人真正计划搬到德国生活。对很多人而言,德国护照更像是一项应急安排,是在世界变得更加不确定时,为自己和家人保留的一条退路。
在纳粹德国投降纪念日这一特殊时间点,持续上升的入籍数字显然不只是统计变化。它折射出一段复杂历史的回响:曾经被迫逃离德国的犹太家庭后代,如今正在重新与这个国家建立联系。他们未必是在表达宽恕,而更多是在测试信任——信任今天的德国是否真正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是否能够用法治、民主和安全,为他们提供一个稳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