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员工病假天数持续攀升,正在成为政府、企业和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本周宣布,将收紧病假证明制度,以应对不断上升的职场缺勤问题。
根据柏林IGES研究所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德国员工目前平均每年请病假19.5个工作日,明显高于2018年约13天的水平。默茨认为,高缺勤率正在削弱德国经济竞争力,并表示德国“已无法再承受因长期缺勤造成的竞争劣势”。
按照默茨提出的新措施,从明年1月起,德国员工将不能再通过电话获得病假证明,而必须在生病第一天亲自就医,由医生开具证明。这意味着,因病请假将面临更严格的程序要求。政府希望借此恢复劳动力市场的“公平性和功能性”,让雇主和医保机构能够更有效应对反复缺勤问题。
德国拥有全球较为慷慨的病假制度。员工因病请假前六周,通常可获得由雇主支付的全额工资;超过六周后,法定医保会接手支付约70%的税前工资,同一种疾病在三年内最多可支付78周。这一制度旨在保障劳动者不因疾病失去收入,同时也鼓励员工充分康复,避免带病上班传播疾病。
不过,德国企业界和部分政界人士长期批评称,过于宽松的病假制度可能推高缺勤率,进而损害生产率和竞争力。当前德国经济正面临多重压力,包括来自中国的竞争加剧、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高能源成本以及增长乏力。病假问题因此被纳入更广泛的医疗和社保改革讨论中。
但批评者认为,将经济困境过多归咎于病假并不公平。德国劳动力正在老龄化,慢性疾病、心理健康问题和工作压力都在增加。若改革过度强调“打击滥用”,可能会让真正生病的员工受到污名化,并将结构性经济问题转嫁给普通劳动者。
病假数据上升也并不完全意味着德国人突然变得更“懒”。IGES指出,德国2023年全面启用电子病假证明系统后,医生会直接将证明发送给医保机构,雇主也可数字化调取,病假统计因此更加完整。过去一些未被纸质系统充分记录的短期缺勤,如今都被纳入数据。
新冠疫情后的行为变化也是重要原因。疫情提高了人们对病毒传播的警觉,员工在感冒、流感等情况下更倾向于留在家中。这有利于公共卫生,但也会推高记录在案的病假天数。此外,心理健康问题在病假原因中占比上升,背痛等肌肉骨骼疾病仍是常见请假原因。数据显示,医疗卫生行业员工病假率最高,而数据处理和信息技术行业病假率相对较低。
从国际比较看,德国病假天数确实偏高,但并非欧洲最严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显示,德国去年平均病假为3.5周,按7天制计算相当于24.5天。不过,挪威、西班牙和斯洛文尼亚在2025年均达到5周或以上,芬兰、法国、葡萄牙和比利时的病假水平也高于德国。
相比之下,许多东欧和南欧国家病假率较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土耳其、希腊和匈牙利平均每年病假不超过一周,波兰约为1.8周。美国由于没有联邦层面的强制带薪病假要求,最新数据显示平均病假约为1.1周,明显低于欧洲多数国家。
因此,德国的病假问题既是劳动力市场效率问题,也是公共健康、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平衡问题。默茨政府希望通过收紧病假证明来减少滥用、提升竞争力,但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防止制度被滥用的同时,不削弱对劳动者健康和收入安全的基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