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已事实上领导欧洲

东方早报   作者：芮悟峰（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翻译：张舒予


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是否真的曾用一句“事件，亲爱的孩子，是事件”将所有外交政策归因于事件的驱动，还有待商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2014年所发生的事件带来了德国外交政策的飞速发展，比2014年1月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所能预见的发展速度更快。

当时与会的德国联邦总统高克、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及国防部长冯德莱恩均认为德国在国际挑战中必须发挥更及时、更坚决及更具实质性的作用。

之后不久，各种挑战接踵而至：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打破了原本被认为是牢固的战后秩序，根据该秩序，不可动用武力改变国界；依据欧洲共识，后续政府仍需履行此前政府承诺的义务，但希腊新政府对这一欧洲共识提出了挑战；

一股极端力量—“伊斯兰国”似乎凭空出现，并推进蔓延至北约伙伴土耳其的边境，它藐视人权，无出其右者；

最后，西非埃博拉病毒的爆发显示出面临未能预估的挑战时，有时还有许多方面反应太慢。

在发生这些局势变化的同时，德国外交部实施了由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策划的“反思2014”项目，该项目旨在检验德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及重点，并回答德国应承担多少责任的问题。

2015年2月出炉的反思结果，明显是对2014年各种挑战的回应。三大中心主题成为关键词：危机、秩序与欧洲：

面对危机需具备识别与迅速反应的能力。危机预防及补救措施尤为重要。

当现存的国际秩序受到挑战时，例如在乌克兰；当已建立的秩序需要去适应新的发展状况时，例如面对中国的崛起；或是，当出现新的、需要外交规制的领域时，例如网络外交方面，特别需要德国的参与。

全球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日趋显著—美国相对失势，中国作为全球行为体的出现，以及欧洲的重要性正在相对减弱，以致即使是如德国这样一个经济繁荣发展的国家单独也只能发挥很少的作用。德国只有与欧洲伙伴联合才能有所作为。

德国是否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乃至领导欧盟国家？这个问题的答案在2014-2015年间变得仿佛不言自明。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中，德国总理默克尔一再采取主动，没有第二位政治家能像她那样。当默克尔与法国总统奥朗德前往明斯克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举行谈判时，任何人都知道，谁在掌舵，谁只是陪同出行。此次行动也是一个范例，证明了承担责任并不意味着必须采取军事行动，尽管许多德国民众有这样的怀疑，恰恰相反，承担责任可以是采取外交手段。

同样，在与希腊新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德国也扮演了领导角色。尽管希腊有部分人士对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进行人身攻击，但在德国联邦议会中，就希腊援助问题还是取得了广泛的共识。起决定性作用的不仅是对希腊退出欧元区可能引发的数百亿欧元的德国税收损失的担忧，更主要的是出于对维护欧盟和欧元区统一与团结的责任感。

随着武器输出至危机地区，即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民兵组织“自由斗士”，以及派遣德国联邦国防军培训人员去那里，德国踏入了一个法律及政治的新领域，但相关的决议都获得了联邦议会中联合执政各党议会党团的大部分议员的支持。

不久前还存疑虑的许多问题目前看来有了正面的结果。那么，德国民众是否接受德国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多的参与乃至在必要情况下担任领导角色呢？回答是明确而又肯定的。联邦总理默克尔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表现获得了广泛的政治支持。根据2015年3月的一份民意调查，施泰因迈尔、默克尔、朔伊布勒依次为三位最受欢迎的德国政客。

由此，德国勇敢并创造性地抓住了2014-2015年的无序所带来的机遇。德国的领导地位如今至少已在数个领域内为欧洲所接受，并受到欧洲伙伴的期待。德国民众显然对此也仅存少许的不适。

但恰恰如此，挑战才刚刚开始：新的、承担更多责任的德国外交政策必须经受住考验。领头羊并不总是一直讨人喜欢的—美国就有一肚子苦水可吐。接下来可能会遇到挫折，德国民众届时也需要消化这些挫折。

从接过领导角色的那一刻起，德国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和欧洲伙伴共同商议、清晰决策和正确行动，并对内做好沟通。这也许就是国防部长冯德莱恩在2015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所表述的“从中心进行领导”的意思。

亨利·基辛格曾说过，当他想与欧洲商议问题时，不清楚应该联系谁。现在，这位美国前国务卿很可能已经知道他要拨哪个电话了—拨往柏林。